《梅兰芳》百分之三十的诚实

当孙红雷以邱如白之名成为了《梅兰芳》之中最耀眼的明星时，两段历史和两个人却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当所有人都都谈到：“他演的那个邱如白真有其人？”或是“梅与邱是否有断臂之嫌？”时，邱如白，一个杜撰出来，只保留了三分之一名字的人物，悲哀的就像那个时代。

而与邱如白一同悲哀着的，还有一切一切爱艺术的人，纯粹的人，那个时代的人。

邱如白，原名齐如山，一如其名，一生坦荡如山，这个人却也迂腐，竟曾痴到为抢劫的人指路，据说给张勋辫子军指过紫禁城，给五四的学生指过执政府，而指路之时，手中所持皆为书本，那种散发着墨香的线装书。

1875年，齐如山生在中国，11年后，必是他知音的一个人生于德国柏林。

齐如山对人说：“六哥，我是干净的”

必是他知音的人说：“我从未和他们一伙”

齐如山说：“战争几年一回，你梅兰芳不能不唱，京剧不能不演”

必是他知音的人说：“这只是一场音乐会，他们来了就来吧，瓦格纳本也是演的”

齐如山，今日只能以邱如白之名活着，他本姓齐，为何改姓？只因他选择了一个岛，他选择了孤独，却选择了真正的气节。

必是他知音的人留在了柏林，选择了艺术和交响乐，却因此横遭猜忌。

齐如山成就了新派京剧，成就了梅兰芳。

必是他知音的人成就了德国最著名的交响乐团，而我一直认为，卡拉扬之成功，在于这个人，也依靠了这个人，而卡拉扬的为人，一直是我所不敢苟同的。

必是齐如山知音的人叫Wilhelm Furtwängler，欧洲音近现代乐史上最纯粹的指挥家，德国指挥，当欣德米特和托斯卡尼尼逃离德国的时候，逃离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时候，富特温格勒选择了留下，与他留下的，有卡拉扬和理查施特劳斯——前者因对富特温格勒的“告密”，而成就了自己的英名。

富特文格勒是第三帝国的音乐副总监；曾为纳粹首领演奏过贝九，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黑色贝九”。身为帝国音乐副总监，富特文格勒自然有许许多多职务上的“便利”，因此他通过关系不断为犹太音乐家申请出国签证。可惜的是富特文格勒被指责声所淹没，这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却被人遗忘。

齐如山曾受骗“商业演出”，为梅兰芳复出而奔走，却怎知是日本人的陷阱。

战后，这位纯粹的音乐巨匠，却被盟军认为是：纳粹的走狗和宣传工具，几近失业，曾经缔造传奇的他，竟难以持起指挥棒。

富特文格勒演出了无数场的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齐如山一生改变了无数的剧本，两人都是战争下坚守艺术的人，他们都相信，艺术应当留存，那是一个民族的资源。

一位美国导演曾拍摄过一部电影《抉择》，描写二战后的大审判，聚焦在富特文格勒身上，在片尾，导演精心插入了“黑色贝九”的影像资料，这位艺术巨匠为戈培尔、希特勒、戈林演出著名的黑色贝九，演出之后，戈培尔上前与富特文格勒握手，富特文格勒艰难的伸出了手——很多人据此认为，富特文格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

富特文格勒坚信艺术和政治是分离的，而且他感到自己有一种强烈的责任必须留下来。这种动力出自他对德国古老文化的特殊感情，他必须捍卫纯净的德意志精神，使其免受站争的摧残。有不少人认为他是对的,像勋伯格对他说的“你必须留下，留下来指挥优秀的音乐”，像犹太戏剧导演雷哈特说的“只有富特文格勒这样的人物留下了，德国才有幸存的希望”。

1945年前的齐如山将自己关在东单牌楼裱褙胡同的家中，只在夜里见家人，白天不见客，那时候，梅兰芳或在上海或在香港，留着一缕小胡子。1961年8月8日，67岁的梅兰芳心脏病突发，病逝，86岁的齐如山听说了消息，写了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怀念文章。转过年来的3月18日，正看演出的老夫子辞世，同样是心脏病突发。

1954年8月30日，富特文格勒在萨尔斯堡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七、第八号交响曲，这是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最后一场音乐会（Orfeo C 293.921B）；同年的9月19日，他在柏林的巨人宫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一号交响曲以及他自己的E小调交响曲，这场音乐会（Tahra FURT 1025）以及次日的另一场重演音乐会是富特文格勒一生中最后的公开演出。

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病逝于德国的巴登—巴登，享年六十八岁；正是一个指挥家最辉煌成熟的年龄。

在电影《抉择》的末尾，导演给予了他最公正的评价：与戈培尔握手后，富特文格勒反复用手中的手帕，擦拭了与戈培尔握手的右手。

这个镜头，就像齐如山一次次推开田中隆一似的，一次一次，一遍一遍，一生，又一生。

两个必是知音的人，一个在中国，一个在德国，50年后，中国未有，德国，不曾可知。

两人的眼神，何其相似。